第三种是韩国模式、泰国模式，城市的首位指数非常高，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集中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

由于该指标的定义是已竣工但尚未售出或出租的商品房，因此从统计范围看，待售面积要小于可售面积。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统计局的房屋施工面积、竣工面积的统计范围非常有限，很多人担忧官方数据掩盖了中国房屋开发量、供应量严重过剩的真实情况，由此推断，中国未来的住房供应量将出现非常夸张的过剩，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一场房地产的暴风雨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但遗憾的是，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仅有20多个城市能提供这个数据。在全国层面，官方数据中最接近的，当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待售面积"。可见，在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建设的商品房以外，其他非商品房的部分，包括学校、医院、车站等公用设施，和各类机关组织自建自用房屋等，占全国施工建设量的比重更大。另一方面，持续高增长带来人均居住条件大幅改善，市场进入成熟阶段，也使得增长空间变小。暂且不论该言论是否属实，就其论证过程是否严谨，所用数据是否恰当、准确，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单个城市看，上海近四年平均在77%，2009年该比例高达96%，说明上海市场的可售面积中，绝大部分是已竣工的现房，小部分是期房，但市场实际情况与这个结论正好相反--实际情况是，上海目前的可售面积中，期房占到70%以上。  "施工面积"巨大并不说明房屋过剩 统计口径清晰后，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按照目前的施工面积计算，即使只看代表商品房建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面积"，我们也会发现，施工面积大大高于竣工面积，全国施工面积大约是竣工面积的5至6倍，而竣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大致相当。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让减税成为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

因此，在当前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中国应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放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选择紧缩背景搞利率市场化，实际利率必然上涨。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第一道货币供给管制，相比之下，成熟市场经济的法定存款准金率一般只有3~5%左右。2009年6月份，当道琼斯指数从6500点的最低点上涨至9000点时，美国有人甚至认为股市上涨是经济意外复苏的主要原因，由于股市上涨，新增加的十多万亿美元股权价值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在正常的货币环境下（如美国、日本）进一步人为扩大货币发行，可以称之为刺激。其次，还可以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第三，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南辕北辙。  减少税负，增加有效供给 虽然高税收并不是造成这一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变动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的高税赋也抑制了有效供给，如果能够趁机合理下调税负，也有助于缓解高利率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根据中国当前税收结构，具体的减税措施可以考虑实行阶梯型企业所得税。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就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其次，中国应取消贷存比和信贷额度，维持必要的单位GDP货币量。造成居民消费能力缩水数万亿，严重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在中国扭曲的紧缩环境下，降准、降息并不是刺激，而只是恢复金融常态的必要举措。对此，中国主管部门并未从高利率压垮实业的本质上去解决问题，而是从资金空转的现象出发，进一步紧缩银根。

  金融抑制是本轮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 笔者认为，2013年钱荒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构成本轮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首要原因。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还是日本安倍政府，在促进本国经济摆脱危机中，都借力股市上涨推动经济复苏。

额度是第三道行政管制措施，造成货币供应季节性短缺。正是上述三道计划手段的行政管制措施，使中国巨大而廉价的储蓄资本之水在流经金融体系之后，变成珍贵而价格高昂的信贷之油。

显然，在制造业产品过剩、食品供给波动趋于平缓的背景下，恢复正常的货币流动性并不会推升通货膨胀，而一味使用财政扩张才是人为刺激。虽然中国M2(广义货币量)总量超过100万亿，但其中不仅有近30万亿被央行冻结，还有10多万亿因为高利率而沉淀在短期资金市场，实体经济单位GDP货币量严重不足。反观中国，过去6年上证综指从6100多点下跌到2000点左右，蒸发掉市值约25万亿元，导致企业股权质押贷款能力缩小10多万亿，投资能力明显受限。经过六年的下跌，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已不足10倍，远远低于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市盈率为16倍的水平，以及新兴市场经济20倍以上的水平。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减少股市的需求抑制，激活实体经济 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

笔者建议，首先年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4个百分点。最后，应该尽快取消残疾人保障金为代表的不合理收费

类似于残疾人保证金这样的项目，原本应该是社会捐赠、企业自愿缴纳，应取消强制收费。根据中国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的报告，中国企业在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24%~27%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约为20%左右的综合税负。

从较长时期看，中国早晚要把20%的畸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逐步降低到10%以下的正常水平，如果本届政府没有计划把这样20%的畸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维持10年，那么当下就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最佳时机。  减少税负，增加有效供给 虽然高税收并不是造成这一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变动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的高税赋也抑制了有效供给，如果能够趁机合理下调税负，也有助于缓解高利率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

与此同时，减税比增加政府投资具有更好的政策效果：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其次没有土地、厂房等硬资产抵押的创业企业、科技企业资金可得性差。2009年6月份，当道琼斯指数从6500点的最低点上涨至9000点时，美国有人甚至认为股市上涨是经济意外复苏的主要原因，由于股市上涨，新增加的十多万亿美元股权价值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全球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表明，选择宽松货币环境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利率下行。如果上证综指今年从2000点上涨到3000点，股市市值可增加10万亿元，由此带来的新增企业股权质押能力和居民消费潜力将高达4万亿元以上，是社会成本最低、最立竿见影的扩大内需方式。

这几年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搭配了紧缩的货币环境，结果造成实际利率不断上行，对经济形成严重的紧缩效应。  稳增长须从解除金融抑制着手 无论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贷存比，还是钱荒，都不是正常的货币环境，也没有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是畸形的行政扭曲和严重的金融抑制。

而在中国扭曲的紧缩环境下，降准、降息并不是刺激，而只是恢复金融常态的必要举措。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采取类似一味扩张财政投资的方法。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供给主义 稳增长 。最后，应该尽快取消残疾人保障金为代表的不合理收费。中国现行三道货币供给管制，让全球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正是上述三道计划手段的行政管制措施，使中国巨大而廉价的储蓄资本之水在流经金融体系之后，变成珍贵而价格高昂的信贷之油。

经过六年的下跌，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已不足10倍，远远低于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市盈率为16倍的水平，以及新兴市场经济20倍以上的水平。  减少股市的需求抑制，激活实体经济 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

此时，恢复股市活力，激活实体经济不仅没有风险，而且几乎不消耗任何政治、政策资源就可以减少需求抑制。  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与惠民生、调结构、促改革并不相悖，但大部分还是政府之手在决定资源配置，如此不仅消耗资源多、见效慢，且有财政挤出等潜在负面作用。

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让减税成为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就早有国际惯例可寻。